BEYOND THE SKY

疣子是些绝妙的结构。它们可以一夜之间出现在皮肤的任何部分，就像潮湿草坪上的蘑菇，长得羽翼丰满，而其建筑艺术则有辉煌的复杂性。把它们切片染色，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就可以看到，它们是最特化的分子安排，好像是为某种目的建造的。它们墩在那儿，像一座座建有塔楼的山丘，这些山丘是致密的，攻不破穿不透，是为防御外部世界而设计的。

在某种意义上，疣子既有用，又重要，但不是对于我们。实际上，疣子那生长茂盛的细胞，乃是一种病毒精心结撰的生殖机器。

从它们的样子，你可能会想，被疣子病毒所感染的细胞是运用这一反应作为自己抵御那病毒的方式，这方式未免笨重，甚至使自己更讨人厌。但事情不是这样。疣子正是病毒想要的；这种病毒恰好只有在经历这种赘生的细胞中才能繁滋兴盛。它根本不是什么防御；这是一种五体投地的欢迎、是热情饱满的资敌，迎合着病毒的需要：来吧，多多益善。

疣子的一大奇趣是，它们会消失。它们长得羽翼健全，人身上再没有什么比它看上去更泼实，更耐久。可是，不知怎么、它们的生命到了尽头，常常极其突然地消失得无迹无踪。

而且它们可以通过某种作为而消失。这种作为只能称为思考，或某种类似思考的东西。这是疣子的一大特点，绝对是令人震惊的。其令人惊异的程度，胜过无性繁殖或重组DNA或内激素或针刺疗法或任何在报刊上招摇的东西。 它是科学上的一大疑团：疣子可由皮肤通过催眠暗示来下令抹去。

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这个，但证据由来已久，言之凿凿。一代代的内科医生和皮肤病专家，还有他们的老祖奶奶们、都相信有这回事。有一次，一位出名的老教授、当年威廉·奥斯勒爵士（Sir William Osler）的一个善于独立思考、聪明有为的青年门生，告诉我，他有一个治疣子的招数：在疣子上涂上龙胆紫，然后坚定地向病人担保，疣子会在一星期内消失。此法屡试不爽。已有几位优秀的临床研究者进行了好几项细致的研究，用了妥当的对照组，其中的一项研究，十四名患者生有看上去颇难对付的、身体两侧都有的广泛性疣子，被施以催眠术。给他们的暗示是，一侧的所有疣子将开始消退。数星期后，显出无可争议的肯定结果。九个病人受暗示一例的疣子已全部或接近全部消失，而对照侧上的疣子还像从前一样多。

大多数疣子按指示准确无误地消失，这真是饶有兴味的事；而更加令人神往的是，竟会发生错误。有些事情上，你需要清楚地理解何为左侧，何为右侧。你也可以想见，在这儿也同样需要。其中有一个病人左右弄混了，毁灭了错的一侧的疣子。嗣后，麻省综合医院的一个研究小组作的一项研究中，两侧的疣子都被排斥，尽管指令是只注意一侧。

我一直想参悟出，那由无意识的头脑——不管那是头脑还是别的什么——在催眠术下发出的指令是什么性质。在我看来，很难想象头脑会简单地说，开路，自己消失吧、而不在同时提供有关如何消失的细节要求。

在这些试验的结果刚刚发表之时，我曾想过，那些指令可能是极简单的。或许不过是一道命令，说要关掉流入疣子中和流经疣子周边的所有前毛细血管小动脉的血流，直到把疣子憋死。无非如此，而不会更详细些。至于头脑会如何准确地作到这一点，切断一个疣子的血液供应而放过另外一些，我是想不出来。但不管怎样，我满意于到此为止，不予深究。并且我很愿意认为，我的无意识的大脑会无可旁贷地负起这一责任，因为，假如我是受试者之一，我决不会有本事亲自作成这事。

可现在，知道了有关疣子的病毒病原学的信息，问题就变得复杂了。最近又出了一种振振有词的看法，认为免疫机制在排斥疣子过程中非常可能有些瓜葛。这样，问题就更复杂了。

假如我的无意识能想出如何操纵那些用于摆脱该病毒的机制，并把所有各色各样的细胞加以正确地配置以达到组织排异，那么，我就没什么好说的，只有说，我的无意识比我能耐得多。真巴不得此时此刻生个疣子，好看看我是否那么神通。

在我的脑子里——姑且这样说吧——有样东西，“无意识”这个词不够用，即使用了大写也不敷用。应该有个更好的字眼来代替它。我自小受的教育，是把思维的这部分看作是某种私人疗养所，在我大脑的某个郊野，用围墙围起一块地方，与其他部分分隔开来，没有别的能耐，只能生产出一些含混的信息，诸如，使我的大脑本部永远有些不平衡。

可是，话又说回来，任何能够拒斥疣子的精神机制，同时又成为别的什么。这不是你可望在书里面读到的那种无意识所控制的那种混乱无章的过程，处于事物的边缘，管作梦或在词语问题上弄错或发生歇斯底里。不管是什么，不管是谁，管这事，都得有外科医生般的准确性。简直就需要有个人在说了算，操持一些任何人都无法理解的细微末事。那是一个熟练的工程师加经理，一个办公室主任，是那整个地方的头儿。我以前从未想到，我还有这么个房客，或许，更确切些说，想不到竟有这么个房东，因为，假如局面果真如此，我就只不过是个房客而已。

除开其他造诣不论，他还必须是个世界级的细胞生物学家，能够分辨一个人身上各种类型的淋巴细胞，每一种都有我所不懂的彼此迥然不同的功能，以便动员正确的一些来干掉那些错误的，以期完成组织排异的任务。假如这事留给我干，而我也不知怎么被赋予能力，能号召淋巴细胞，指令它们去我疣子的附近（假定我能学会作这样的事），那么，我的那些淋巴细胞们就会杂乱挤撞在一起，B细胞，T细胞，抑制细胞，吞噬细胞，无疑还有我还不知其名的其他细胞，一齐拥来，那就什么有用的事也干不成了。

即使不牵涉免疫学，而要作的事情只不过是关掉局部的血液供应，我还是一点也不知道如何作起来。我设想，有选择地关闭小动脉可以通过某种化学介体来完成。我还知道一些介体的名目。可即使我知道怎样作，恐怕也不敢把这种东西放出去。

好吧，那么，是谁在监管这种作业呢？没有人来管，这你知道。你不能坐在那儿，光受催眠了事，接受一些暗示，就能叫它们准确地起作用，而不用设想存在某种非常像一名控制者一样的东西。恐怕不能把那整个复杂事务推诿给一些较低级的神经中枢，而不发送一组相当详细的规范。这些都远不是我的头脑作得来的。

有某种智慧知道如何除掉疣子。想到这一点，是让人不安的。

这还是个绝妙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只要想想，假如我们拥有任何类似某种清楚理解的东西，知道一个疣子被用催眠术除掉时发生了什么，那我们会知道多少。

我们可能会知道相当于组织排异中的细胞和化学参与者，可以想见还带有某些关于病毒怎样在细胞内造成异化的途径的附加信息；我们就会知道这些反应物的交通是怎样指挥的，然后或许能了解某些疾病的本质，在这些疾病中、发生了错误的交通指挥，指向了错误的细胞。最好的结果是，我们可能会探索出某种存在于每个人之中的超智能，比我们聪明千万倍，拥有我们目前理解力所远远不及的专门技术。那样的话，真值得来一场“反疣之战”，一场“疣子的征服”，建一所全国疣子研究所，等等。

（［美］刘易斯·托马斯／著，李绍明／译）

附录：《水母与蜗牛》译者序

这是刘易斯·托马斯的第二本文集。他的第一本书， The Lives of a Cell，我译作《细胞生命的礼赞》。在那本书的译后记里，有两段话，关于作者和写作过程的，抄在这里，也还合用：

医生、病理学家、教授、行政官员、诗人和散文作家刘易斯·托马斯，1913年生于美国纽约城边，一个小镇外科医生的家庭里。受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医学院，毕业后作过实习医生，可能还作过为期不长的住院医生。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繁荣时期、他辗转领导了好几个教学、科研和医疗机构，其中包括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和纽约大学贝尔维尤医疗中心。在耶鲁大学任医学院院长数年之后，又接任纽约市癌症纪念中心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所长。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这里，我想我可以附加几句话。人之常情，应该是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可是，托马斯医生我们再也无法见到了。他已于1994年早些时候逝世。我见过他的两幅照片，都是晚年的，正是写作本书前后不久的时候所摄。一幅是在书房里，背靠书橱站着，两手扶书橱，头微低着，若有所思的样子。另一幅是在实验室，穿白大褂，也是沉思的神情。看起来身材壮伟，穿着讲究，绅士气派很足。他的自传中曾提到，六十六岁那年海边冲浪时膝部受过伤。由此可见他是个体魄强健的人。

接下去抄第二段，关于刘易斯·托马斯写书过程的：

1970年，托马斯任耶鲁大学医学院院长时，应邀在一个关于炎症的学术讨论会上作“定调演说”。他轻松幽默的泛泛而谈被录了音。不知怎的，演说的整理稿传到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编的手上。那位主编是托马斯实习医生时期的年兄契友，他喜欢这篇东西，便命托马斯为他的杂志写一系列短文，让他照此泛泛而谈，条件是题目不限，一文不给，一字不改。托马斯本具文才，可惜大半生献身研究，只好搁起他的锦心绣口，去作那些刻板的学术论文。得此机会，他自然乐于应命。一连写了六篇，甫议搁笔，但已经欲罢不能了。热情的读者和批评家们要他把专栏写下去。于是，他一发而不可收， 连写了四年。 这时， 出版商已争相罗致出版。  TheViking Press条件最惠，许他不加修补，原样付梓。于是，我们就有幸看到了这本辉煌的小册子。

这是说他的第一本书，《细胞生命的礼赞》。该书收文二十九篇，以排在最前头的一篇的篇目为书名。

此后他还是写，过了四年，又可以结集了。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加上几篇发在别处。如《美国艺术科学会刊》（Journal of American Academy ofArts and Sciences） 和《纽约时报》的，还有几篇未发表的，又得二十九篇，还是以排头第一篇的篇目为书名，叫The Medusa and the Snail，勉强译为《水母与蜗牛》。

译得笨拙，只好附加些解释，聊以塞责。Medusa（美丢莎）是希腊传说中三大妖怪之一。她的头发是一条条的蛇。有一个属的水母长有触手，像那妖怪的蛇发，因而得名。书中写到的是此属水母中的一个种。这里的Snail，并不是那些背着自己的小房子、在潮湿的草地上悠闲地爬来爬去的蜗牛。书中写的是一种海生的蛞蝓，裸鳃类，没有壳。作为篇名和书名，只能简单出之，结果是让人不得要领。那篇文章，讲的是那不勒斯海水域中那一单个特殊种的水母和那一单个特殊种的蛞蝓结成共生关系的故事。用这一篇开始并命名这本书，也许是偶然的，但也很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刘易斯·托马斯一直关注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共生、依存和合作的现象。共生与合作是他第一本书的主题之一，也是这第二本书的主题之一。

当然，这本随笔集的主题远不止此。在这二十九篇文章里，托马斯谈生谈死，谈人间，谈地狱，谈民主和自由的社会设计，谈水獭、金鱼和疣子，谈疾病，谈思维，谈诗，谈语言学和标点符号。用他特有的托马斯方式。

这种自由的神侃允许托马斯作一件别的思想家作不到的事：允许他留有漏洞、矛盾和不一致。像蒙田一样，托马斯把人的性情、思想和行为中的不一致视为当然。他就那样意到笔随地写下去，并不在乎什么思想体系，也不担心什么地方出点差错。他甚至大谈犯错误的重要性：词语的误解和误用使语言进化得丰富而有活力；实验室里的错误是科学发现的通常方式； 不犯错误就不成其为人；人本身也是DNA不断犯错误的结果。他的思想中存在着显然的矛盾：他不主张强调自我，却痛恶泯灭个性；他嘲讽催眠术之近巫，却以尽管是调侃的口吻，揭示出一大片科学研究的野地；他反对限制科学研究，却又讨厌无性造人，讨厌对潜意识（姑用此名）和自主自治的器官瞎鼓捣。

因此，托马斯曾把他的思想比作由好几个自我组成的委员会。这些自我开会时，常常是吵吵嚷嚷，议而无决。托马斯宣称，这个委员会没有主席。我想，这话不能完全当真。托马斯本质上是一个科学家。在他的八小时以内，在他作研究者的时候，在进行科研和教学管理的时候，在作政府卫生官员的时候，是这位科学家在作着思想委员会的主席。尤其是在那个国家关于生物－医学科研的政策出现危险的偏斜，或舆论中谬见风行的重大关头，这位科学家便毫不迟疑地从工作岗位上凛然地站起来。当然，托马斯不止是一个科学家。他讴歌生命，保卫生命，捍卫生命固有的谐调，捍卫不容干犯的人性，干预社会机体和公众心理上的疾患——这时，他是超越了科学家的。但是，正因为他不止是一个科学家，他才是这样好的一个科学家。他关于科学发现的过程、关于科研的规划与管理、关于国家的科研政策、关于美国保健制度的困窘、关于生物－医学科研中的社会和伦理含义等一系列问题的论述，值得每一个关注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的人认真研究。两书俱在，就不用我在这里详述了。在结束这篇小序之前，我想引用刘易斯·托马斯作为科学家凛然站起的一个场合讲过的一番话，我认为，这番话是值得我们这些很愿意讲讲科学、却不很愿意知道科学为何物的人们铭诸座右，引以自警的。

70年代末，美国人举国上下反对生物学家滥用重组DNA技术，怕他们使DNA与大肠杆菌之类相结合而造出什么危险的杂种。 人们用最坏的字眼儿， 骂那些科学家“强暴”、“渎神”和“狂妄自大”。甚至有人已建议诉诸行政和司法的干预。于是，托马斯当仁不让，发出了毫不含糊的声音：

“……是否有某些信息，导致人们不管怎么知道了一些人类还是不知为妙的东西？科学的探索有没有一个禁区，设置这个禁区的根据，不是可不可知，而是该不该知？对有些事情，我们该不该半途而废，停止探讨，宁可不去获取某种知识，免得我们或任何人会利用那种知识来作些什么？我个人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不’。”

“要预言科学将会生出什么结果，那是很难的。假如是一门真有前途的学科，那就不可能对之作出预言。这是科学这一行当的本性所决定的。如果要发现的东西真是新的，按定义讲那就是事先不知道的，因此就无法预言真正新的研究线索会引向何处。在这件事上你没有选择，没法选择你认为你将喜欢的，而关闭那些可能会引起不快的线索。你要么有科学，要么没有科学。可一旦你有科学，你就必须在接受那些规矩的、马上就有用的信息的同时，接受那一片片令人惊讶、令人不安的信息，甚至是那些让人不知所措和把事情搞得天翻地覆的信息。事情就是这样。”

李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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