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YOND THE SKY

当地时间2009年10月14日晚上，第30届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纪实摄影（W. Eugene Smith Grant in Humanistic Photography）基金在美国纽约美国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现场公布了今年的获得者。来自中国大陆的摄影师卢广以专题《关注中国污染》获得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

每年，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颁发一个大奖和两个助研奖。作为世界上最有声望的摄影奖项之一，该摄影奖关注那些像摄影大师尤金·史密斯一样，立志“以人道主义为主题，反映现实生活”的摄影师。此前，只有中国台湾摄影师、玛格南图片社成员张乾琦获得过该奖。

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的评选标准是“对摄影的激情，对生命的关怀，对社会的探究”。

以下即卢广的获奖作品专题——关注中国污染（共40张图片）：

1　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工业园引进投资项目，大多数都是高耗能企业，工厂一但投入生产，环境就遭到污染（2005年3月12日）

2　江苏泰兴化工园区的化工废料堆放长江堤上（2009年5月15日）

3　河南安阳市范家庄离炼钢炉只有一墙之隔，村里每天都下铁雨，村民在这污染严重的环境下生活（2008年3月24日）

4　浙江萧山化工园区的工业污水排放河道后再经过河闸排放钱塘江（2009年4月24日）

5　河南安阳钢铁厂出来的污水流入安阳河（2008年3月25日）

6　广东省贵屿镇河流、水塘都已被污染，村民们只好在被严重污染的水塘里洗涤（2005年11月25日）

7　宁夏石嘴山湖滨工业园区高大的烟囱上粉尘从天而降，当地居民叫苦连天，他们出门就得做好防范措施（2006年4月22日）

8　在黄海海岸线上，无数的污水管道埋在海滩上，甚至延伸进深海（2008年4月28日）

9　安徽马鞍山长江岸边有很多小规模的选铁厂、塑料加工厂，排放大量污水进入长江（2009年6月18日）

10　内蒙古拉僧庙发电厂二条黑色的巨龙覆盖着村庄（2005年7月26日）

11　江苏省常熟市氟化学工业园污水处理厂，负责收集处理各化工厂的污水，但他们并没有处理污水，通过管道从长江底延伸1500米处排放污水（2009年6月11日）

12　安徽省马鞍山化工园区长江边上被化工厂污染的土地（2009年6月26日）

13　内蒙古拉僧庙工业园区每天大量的工业污水流向黄河滩（2005年7月26日）

14　镇江市钛粉厂每天大量的化工污水排放长江，下游不到1000米处是丹阳市自来水取水处（2009年6月10日）

15　江苏省海门市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偷排污水进入长江（2009年6月5日）

16　河北省涉县天津钢铁厂是重污染企业，企业规模还在不断扩大，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2008年3月18日）

17　陕西省韩城市龙门镇大规模发展工业，环境污染非常严重（2008年4月8日）

18　江苏滨海头罾沿海化工园区有一百多家化工厂，有一部分通过排水沟进入大海，有一部分特别浓的污水存放在5个“污水暂存池”。每月二次小潮来时就把“污水暂存池”的污水排入大海（2008年6月20日）

19　江西省胡口县化工园区在长江边上，化工厂私自填埋长江堤岸，扩大化工厂规模（2009年6月25日）

20　安徽省慈湖化工园区，修了一条地下管道，污水每天从这里排放长江，污水有时是黑色的，有时是灰白色的，有时是深红色的，有时是黄色的，不同化工厂排放的污水颜色不同（2009年6月18日）

21　山西省是全国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也是缺陷婴儿出生率最高的省份，这是一对爱心的农妇领养17名残疾孩子（2009年4月15日）

22　在黄河边放羊的老汉受不了第三排水沟散发的臭气（2006年4月23日）

23　15岁的甘肃天水人杨新闰，上完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跟着父母来到黑龙贵工业区，他一天能赚16元（2005年4月8日）

24　内蒙古黑龙贵工业区，在石灰窑打工的民工夫妇刚回到住处（2007年3月22日）

25　山西省临汾市下康村村民长期饮用被工业污水污染的地下水，有五十多人得了癌症和脑血栓。64岁的王宝生在2003年发病，一直卧床不起，使他全身很多地方溃烂。不能上床睡觉，每天只能趴在床前过日子（2005年7月10日）

26　每天大量粉尘吸进肺部。在这里干一、二年，他们就感到身体不适，甚至发病，这些民工大多是贫困地区来的（2005年4月10日）

27　河南省舞钢市洪河边的张桥村，45岁的孙晓军，四年前手和脚都不能行动，经多家医院治疗，没有见效（2009年4月7日）

28　河南省舞钢市洪河边的赵庄村，66岁的赵丙坤04年患上食道癌，经过二次开刀，治疗费已达20余万元，病情进入晚期，每天在发烧，等待死亡（2009年4月7日）

29　洪河边的河南省西平县张于庄村，高万顺的妻子得了癌症去世，家里一贫如洗（2009年4月3日）

30　在山西临汾市污染严重地区，农民在棉花地里干了两小时的活之后全身都是煤灰（2007年9月24日）

31　江苏连云港盐场工人在愤怒地说，风往我们这边吹时，化工厂排出的气体又臭又刺鼻受不了，到了晚上毒气放得更多（2008年7月19日）

32　范家庄群众都按上手印准备向上一级告状，要求赔偿因污染造成的损失（2008年3月19日）

33　山西省民间有很多慈善育婴院，来帮助被父母抛弃的残疾婴儿（2009年4月14日）

34　河南省舞钢市洪河边的刘家湾村，13岁的杨逍2008年11月得了怪病。在学校、村民们的捐款帮助下得救了，老奶奶看到老村长来看望孙女就拉着孙女的手跪在地上谢恩（2009年4月19日）

35　孩子最大的9岁，没有上学，最小的不到2岁。他们在污染严重的地区，孩子们的手脸整天都是脏兮兮的（2005年4月10日）

36　河南省舞钢市洪河边的马庄村，58岁的马海朋06年患胃癌，不能下地干活，每天必须吃药，不吃药胃疼痛难受（2009年4月6日）

37　在山西省每年都有很多缺陷婴儿被抛弃。祁县的孔贞兰以捡破烂为生，看到有弃婴她就抱回家领养，现在有25个孩子（2009年4月14日）

38　云南宣威是个癌症村，每年有20多人死于癌症。11岁的学生徐丽患的是骨癌（2007年5月8日）

39　河北省涉县固新村现有癌症病人50多人，每年癌症死亡20多人（2008年3月18日）

40　河南省西平县洪河边的张于庄村，22岁的朱小燕2007年在肚子里长了一个很大的恶性肿瘤，经多家医院治疗无效于2008年7月去世。清明节四岁的孩子王颖跟爷爷为母亲上坟（2009年4月2日）

来源：蜂鸟网

【附一】2009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得主卢广专访：“记录是第一位的”

10月14日，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公布结果，获奖者是来自中国的摄影师卢广;凭借《中国的污染》专题，他成为中国内地受此嘉奖的第一人。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他表示，曾经自己摄影目标是为了钱和得奖；但现在，他指向了纪录中国历史，解决现实问题。“我现在考虑的就是怎么能好好的解决这些问题，解决不了也没关系，我先纪录，纪录对我来说是第一位的。”

每年，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颁发一个大奖和两个助研奖。作为世界上最有声望的摄影奖项之一，该摄影奖关注那些像摄影大师尤金·史密斯一样，立志“以人道主义为主题，反映现实生活”的摄影师。此前，只有中国台湾摄影师、玛格南图片社成员张乾琦获得过该奖。

2009年，卢广则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人。卢广，1961年出生，浙江金华人，1995年开始接触纪实摄影。《中国的污染》是卢广自2005年开始拍摄的专题。近5年来，卢广的足迹遍布中国，从中国西部到东部沿海，从黄河流域到长江两岸，专题的内容不断壮大，真实的纪录了中国的污染现状。凭借该专题，卢广先是在2008年获得了尤金·史密斯助研奖；今年，他获得了年度尤金·史密斯大奖，以及3万美元的奖金，以帮助他继续调查中国的环境污染情况。

作为中国少数的自由摄影师之一，卢广一年到头在全国各地拍照，这个月在内蒙，下个月可能就去了海南。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卢广正准备第二天启程去青岛。因为刚刚有当地群众打电话告诉他，一个工厂把通向深海、直径60厘米的排污管换成了直径1.5米的，他“得去看一看”。

乌海往事

卢广的“污染之路”，始于内蒙古的乌海市。

乌海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西南部，南部与宁夏接壤，是通向西部的重要交通枢纽。黄河流经乌海，拐了一个大弯，沙漠与河水相连，夕阳西下时，会是一幅长河落日的塞上美景。

卢广最早一次去乌海是在1995年，为的是探访那里的私人小煤窑。乌海市附近有丰富的矿物资源，如煤炭、铁矿石、高岭土、硅石等。1995年，乌海市郊的公乌素矿区里私人小煤窑遍地，卢广“曝光”了小煤窑里安全性极差的工作情况，引发全国性关注。在中央政府的敦促下，当地的小煤窑纷纷关闭了。

2005年3月，卢广再次踏上了去往乌海市的火车，目的地仍然是公乌素矿区。在乘车去往矿区的路上，他发现远远的十几公里外烟囱林立，黄色的浓烟滚滚。这远非古诗里的绝非“大漠孤烟”的景象了。他立刻决定，到冒黄烟的地方去看一看。卢广经调查得知，黄烟的源头位于多海市、鄂尔多斯市和阿拉善盟的交界处，就在109国道的旁边，那里建起了一大片工厂，而且以高能耗、高污染的炼钢厂、焦化厂、电石厂居多。方圆50公里的范围内，聚集了七、八个大大小小的工业园区。高大的烟囱随处可见，废气的排放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向天空，废气污染严重影响了周围居民的生活。109国道边还耸立着一块牌子“欢迎光临中国最大的高耗能工业园”。

在驱车沿109国道前往工业园区的途中，卢广遇到了正在一群在路边抗议的一些村民。他上前了解情况，他才得知这些村民来自附近的北山村，离村100米的地方正在大张旗鼓地盖焦化厂，村民的草原、耕地被占，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赖以生存的农业也因为污染无以为继，生命健康也受到了威胁。

“村民们看到我是拿相机的人，都拥过来向我诉苦喊冤，有的甚至跪下来。”卢广说。在副村长袁广深的带领下，卢广来到了北山村，尽管心里已经有所准备，他还是被眼前环境的恶劣景象情况惊呆了：村子被工厂包围，刺鼻的臭味随着空气的流动四处蔓延，目光所到之处都是灰蒙蒙的一片。

没人想得到这里也曾有过绿草蓝天的草原景色。原来，乌海市水土光热资源丰富，黄河流经市区长达105公里，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非常适合蔬菜瓜果的生产。而自从污染加重后，北山村里的小麦产量已经下降了三分之一，西红柿、茄子等瓜果出现了黑点和腐烂现象，蔬菜也销售不出去了。

从2003年开始，村里陆续有人患上癌症等疾病死去，而呼吸道疾病则几乎人人都有。袁广深告诉卢广：“如果赶上刮风天还好些，否则满屋子都是呛鼻子的味道。晚上睡觉前，必须紧闭门窗，但早晨起来脸还是黑黑的。”

这些情况，村民都曾如实写在了寄给政府的抗议书里，但却迟迟得不到回应。带着照相机、“北京来的记者”卢广成了他们的希望。卢广带着村民们沉甸甸的投诉信回到了北京，连同10张在当地工厂和村子里拍摄的照片，一起寄给了国家环保总局。两周以后，当地村民接到了环保总局的调查电话，之后不久，环保总局派了工作小组到当地考察，责令当地政府整改。

抗争的结果是工业园区与北山村签订了一份赔偿协议。根据这份协议，北山村被占用的草场将获得每亩333元、总共近630万元的赔偿，分15年付清。按照这份协议，村里的房子也将被拆除。北山村村民将全部搬走，这样，这个在30年前因工业发展而兴建起来的村子，又因为工业发展而消亡了。

2006年4月，卢广再去北山村时，只剩下搬迁后的满目狼藉。北山村是公乌素镇唯一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子，离开耕种的土地，村民们只好到镇子上打工为生。原先领着村民抗议的副村长袁广深，也只好去煤窑挖煤养家。“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们，”卢广说。

跟踪中国工业污染之路

在向尤金·史密斯基金会提交的文字资料中，卢广写道：

“一些地方政府有着错误的思想理论，比如‘发展经济总有污染的不要大惊小怪’、‘先发展后治理’这种谬论。我将把这几年所拍摄的环境污染状况、因污染引起的癌症高发区、畸形儿出生率增加等图片，通过媒体、互联网、展览等途径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让大家都来关注中国的污染问题，特别是让地方政府部门官员和污染企业主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和受害群众因污染身患绝症的图片，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改变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观念，尽快从‘以环境换效益’的短期思维中走出来，提高防范意识。”

乌海市的问题告一段落后，卢广开始把主要精力便投入到了对中国污染状况的拍摄中。他经过调查发现，中国海洋和水域污染也是严重时期，主要分布在渤海、黄海、东海三大海域和长江、黄河、珠江、淮河、辽河、松花江七大河流水系中。最近几年，全国已有21326家化工企业，其中10000家在长江流域，4000家在黄河流域，2000家在人口稠密区和饮水源地。化工污染成为中国大江、大河、大海生态环境的重要“杀手”。

于是，从乌海所处的西部黄河中上游沿岸开始，卢广的足迹逐渐向中部、东部扩展。5年下来，他几乎走遍全国。今年他向尤金·史密斯摄影奖评委会提交的作品里包含四十张照片，拍摄地点包括内蒙古、宁夏、山西、安徽、河南、江苏、浙江、云南、广东等地，覆盖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他的目标是，“在今后二至五年时间，继续重点对渤海、东海、珠江、淮河、辽河、松花江进行调查拍摄，跟踪报道这些地区因工业污染破坏生态环境带来的严重后果，对中国工业污染现状有一个全面的调查。”

所到之处，“居民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希望情况有所改善的愿望也最迫切。他们会主动带着我去找污染源，”卢广告诉记者说。然而，拍到了照片，不意味着污染问题能得到解决。卢广无奈地说起自己在浙江的经历：“浙江省为了监督污染，在一些污染严重的工厂的排污口装了摄像头，24小时监控。我后来去看，果然有所改善，觉得很高兴。但是不久后有群众告诉我，如果晚上和周末来，就会发现污水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因为，那是监控员下班休息的时候。”

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屡屡发生，让卢广也感到无奈，“怎么办呢？还得拍。”但在坚持拍摄之余，卢广开始寻求更多的解决办法。几年下来，卢广跟很多省市环保局的工作人员，以及很多大型工业企业的老板“打过照面”。他把自己拍的照片拿给他们看，希望通过自己的照片，让更多的人意识到事态的严重，让更多有能力帮忙、却因为不清楚事实而没有帮忙的人伸出援手。

梦想越长越大

卢广的老家在浙江金华，19岁，他就进入永康丝绸厂，成了一名染色工人。198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跟一个有相机的朋友一起，去附近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游玩拍照。卢广也试着拍了一张，结果比别人拍得都好。卢广有着浙江人特有的勤奋和精明，他把这张照片拿去卖，赚了4分钱。拍照能赚钱？这一下激发了卢广的兴趣，也是他开始钻研摄影的真正原因。1980年，通过零零散散的卖风景照，卢广年收入达到了60块钱，当时他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17块。卢广很高兴，立刻用这笔钱买了一台红梅牌相机——这是第一台属于卢广自己的相机。

1981年春节的时候，卢广趁着放假，带上相机、相纸和药水，骑着自行车来到35公里以外的偏僻村庄，住在一个熟人家里，简单布景之后，他开始给村里的人拍全家福。白天拍照，晚上洗照片，就这样从年三十到年初六，卢广赚了260块钱。

“不得了，超过我一年的工资了，”卢广回忆道，“回到永康，我又马上去买了一台海鸥120的相机，花了120块钱。”接下来几年，卢广都一边在丝绸厂上班，一边用业余时间拍照赚钱。

1986年，不到26岁的卢广成了永康市的政协委员，政府的人看到卢广有拍照的技能，介绍他到工人文化宫的图片社工作。1987年，文化宫的领导找到卢广，说图片社总是亏损，让他看看能不能想办法承包下来，卢广答应了。卢广承包图片社的第一个月，图片社还在亏钱，但第二个月就已收支平衡，第三个月则小有盈利了。两年以后，文化宫将图片社收回，卢广自立门户，开设了“鲁光照相馆”，拍一些“艺术沙龙照”，生意红火。虽然卢广还在文化宫上班，但那时的他已经看不上当时一个月七八十块的工资了。

1993年8月，已经有十几万元家底的卢广又做出了惊人之举。他辞掉公职，把照相馆交给妹妹经营，自费赴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摄影研习班（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开始了为期两年的进修学习。原本摆在卢广面前的有两个选择，要么北上北京，要么南下深圳。卢广解释自己选择北京的原因：“当时深圳特区发展很好，去那里肯定能赚钱，但是我出门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学习。我的文化水平不好，更需要学习。”卢广抱着“三年之内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的远大目标到了北京，“当时的摄影家协会在全国只有几千个人，能成为其中一员是每个搞摄影的人的梦想。”1995年，他就被梦寐以求的摄影家协会批准为会员，提前实现了目标。

研习班本来每期只有半年，卢广却一直在这个班里当“大班长”，一边学习，一边做一些助教的工作，一边继续拍照。“我这个人没别的，就是勤奋，别人去一趟，我去好几躺，直到在最佳的光线下拍到最好的照片为止”，卢广说。勤奋、渴望成功和名誉，卢广开始频繁地的参加比赛，频繁获奖。

有老师指点卢广，你不能总是这样零零散散的拍，要静心做些自己的东西。卢广听了觉得很有道理，思考一番后，他决定要像摄影大师安瑟·亚当斯那样，拍摄大画幅的风光照。结果一问才知，一台大画幅相机要十几万。“我当时带着十万块钱到北京来，买了两套相机就已经花去了一半，再加上各种费用，根本没钱再买相机，大画幅的计划也只好停下来，”卢广说。

1994年，卢广看到一本关于西部淘金的书，心中向往，于是前去拍摄，这组照片引起了强烈反响。卢广说：“我也好像一下找到了路，当时周围的人都在拍唯美照、艺术照，而纪实摄影却是少有人涉及的领域。”他接下来又把目光转向了吸毒者，别人听说后纷纷劝他，说吸毒者非常危险，最好不要拍。“我想到了就要做，谁劝也没用，”卢广不但到云南拍了吸毒者，还去拍了妓女，去山西拍了小煤窑。凭借这些重量级的专题，卢广获得了1996年中国摄影艺术的最高奖——金像奖。

“我的责任是让他们知道”

虽然从1993年到北京，开始接触纪实摄影起，卢广拍摄的题材就大多是反映敏感话题、边缘群体，但他的拍摄态度却在2001年发生过一次巨大的转变。

1996年以后，卢广从北京回了老家，原因很简单，“没钱了”。虽然获奖不断，但奖金远远不够卢广的开支；也有朋友主动提供住处给卢广，但是卢广觉得：“我也不是不会赚钱，相反，我还挺会赚钱。等我赚了钱，回来买个大房子，让朋友们都来我这里住。”抱着这样的念头，卢广回了金华，继续做照相馆的生意，生意做得很好，规模也越来越大，还开了一个广告公司。从1996年到2001年，卢广拼命赚钱，到了2001年上半年，卢广觉得“差不多了”，立刻停下生意，把公司交给别人，重回摄影界，再回北京。卢广实现了当初的目标，买了150平的房子。装修了两个月，把家安置好以后，卢广开始考虑下一个选题。

“偶然一次机会，我从报纸的一角看到关于河南艾滋病村的报道，我觉得这个选题值得拍，第二天就启程去了。”当时卢广还没想到，这次出行将如何改变他的生活。

“在去艾滋病村以前，我拍摄是为了自己的兴趣，为了赚钱，为了获奖。而但经过2001年，我变了，”卢广说。他人的苦痛曾是卢广的独特题材、获奖法宝，而从那之后，卢广开始试着分担拍摄对象的苦痛，试着去帮助他们，“比如有10个人，其中2两个需要被帮助，而另外另8个人虽有心帮，也有力帮，但他们不知道这2个人的存在。我的责任就是让他们知道。”

2001年前后拍摄河南艾滋病村，是对卢广有重要意义的分水岭。在艾滋病村，卢广目睹“年迈的老母亲看着儿子躺在床上慢慢死去”、目睹“有个家庭总共八个人，有七个人感染了艾滋病，一家人就绝望的等死”……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卢广他被这些巨大的苦痛所震动，第一次深切的感受到责任在肩，无可推卸。除了把这些照片拍好，公布出去，让大家知道艾滋病引发的灾难，他想不到自己还能做什么。从此“为弱势群体说话”，成了卢广从事摄影的新使命。2003年，凭《艾滋病村》，卢广获得了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的一等奖。

“纪录是第一位的”

2001年以后，每年365天，卢广有200多天都在外奔。每次他几乎都是独自轻装上阵，带一个机身，两个镜头。主要的费用除了来回的路费，还有在拍摄当地租车的费用。由于污染专题的涉及面广，现在卢广比起一开始要跑得多、跑得远。之前做过的选题，比如云南吸毒者、河南艾滋病村，他都还在跟，一年至少会去一次。一年下来，路费花销要十几万，都是他自己承担。

作为中国少数的自由摄影师之一，卢广曾拒绝过很多媒体的工作邀约，而是刻意保持着自由摄影师的身份，“媒体的摄影记者很难做到像我这样，花上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把一个重大问题做深做透。”

尽管一年到头在全国各地拍照，但每到春节的时候，他一定得回浙江的老家永康，经营自家的影楼生意，这是他拍摄经费的主要来源，除此之外，奖金和稿费也是收入之一。

现在，卢广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得到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的摄影师，但这份殊荣却并不像以前那样，能给他带来莫大的满足感。用卢广自己的话说，现在的他已不再那么渴求得到“奖”的肯定，而是把更多的精力和心思放在如何拍摄更多好照片，如何更多的帮助别人上。而这种想法似乎正与尤金·史密斯基金会设立奖项的初衷相符。

从2001年起，卢广还建立了名为“阳光聚焦网”的图片网站，现在主要由卢广的妻子徐小莉负责。妻子徐小莉是卢广的大后方，主持阳光聚焦网的同时，也负担起了大部分家庭的责任。她抱怨卢广是个工作狂，对家庭顾及得少，“他每天想的都是摄影，饭后散步都觉得是浪费生命。”

阳光聚焦网一开始是放卢广自己的作品，后来成为朋友们展示作品的平台，现在共有一百多人，“作为一个大家展示作品的地方，让那些没有个人网站的业余摄影师的作品也能被人看到，”卢广说，“有些人做的好了，规模做大了，就自己去建立个人网站，我觉得挺好。”对于现实生活，卢广觉得自己体力似乎有所下降。“以前都是天一亮出门，天黑了才回，一整天在外面跑都不累。而现在，”卢广连说力不从心，“虽然出门时还是很早，但中午都要回住所休息一下，下午才有经历继续干活。”

卢广说，“我的拍摄追求的是结果。”曾经，结果指的是金钱，是得奖；但现在，结果指的是纪录中国历史，指的是解决现实问题。“我现在考虑的就是怎么能好好的解决这些问题，解决不了也没关系，我先纪录，纪录对我来说是第一位的。”

来源：外滩画报（文：丁晓蕾）

【附二】卢广访谈：用新闻之眼关注人性

卢广，自由摄影师，阳光聚焦图片网创始人。1980年开始从事业余摄影，1998年被授予“中国摄影家协会德艺双馨优秀会员称号”，2002年获中国新闻摄影金奖，2003年获中国当代摄影师银奖，2004年成为中国第一位“荷赛”获得者。作品多反映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如艾滋病、小煤窑、吸毒者、西部淘金等。

初识卢广，我竟很失望。作为第一个在世界新闻摄影大赛（荷赛）上获一等奖的中国摄影师，作为以冷峻震撼的“灰镜头”轰动于新闻界、以勇敢决绝的姿态活跃在“非典”现场的自由摄影师，卢广应该是严肃、深沉、不苟言笑的吧。可是当我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成教部（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大门边见到他，握着他的手时，所有的预想全都收回。

他更像是自己镜头下的那些朴实的工人，一脸风尘，憨厚地笑。唯一能证明其身分的就是肩上挎着的相机包，和有着很多口袋的衣服，一如往时的摄影记者。

那个下午，他要给摄影班的学生上课。上课开始，他刚要说话，楼下的钻头声就吱吱地响个不停。卢广没有说什么，静静地等待着钻头声的停息。陪同卢广在教室上课的一位老师下去交涉，楼下的人答应下午四点半以后施工。灯灭，教室一片漆黑，音乐伴着幻灯片，大家随着卢广的介绍进入了卢广曾经深入的那些地方，气氛一时凝固。

四点半，楼下的钻头声准时响起。上课就此结束。众多同学拥上来跟他合影，卢广站在他们中间，微笑、谦和。

接下来的采访就变得轻松、容易。卢广说着摄影师的责任，说着图片的市场价格，谈拍摄环境的艰辛，谈拍摄成功的得意，照片背后的故事就此铺展开来。

最好能以摄影养摄影

记者：你以前做职员、当工人，后来怎么迷上摄影了？

卢广：朋友有个相机，大家一起去拍家乡附近的一处风景。山清水秀，风光很好。我拍了一张，比别人的好。后来我拿去卖了，赚了4分钱，之后还取巧用很一般的相纸洗照片，卖一张照片能多赚2分钱。有一次我们卖照片赚了200多元钱。你想想，多大的数目啊，我那时一个月的工资才十几元。拍照片还能挣钱？这一下子激发了我的兴趣。

1987年我就开照相馆，1993年到中央工艺美院学习，后来又回到家乡经营影楼和广告公司。摄影成本很高，最好能以摄影养摄影，不要以别的钱来养摄影。比如我，现在已经基本赢利了。

记者：市场上什么样的图片比较走俏？

卢广：前卫摄影，也就是概念摄影、艺术摄影。在国外，它的销量比较好，被很多个人收藏家和博物馆收藏。价格高的组照能卖到20万美金，好的单照也能卖到3000美元-5000美元。图片故事也比较好发表。但对纯风光照片的需求比较少。

记者：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摄影师要迎合市场？

卢广：也不能这样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有的人很喜欢纪实摄影，比如我；有的人很喜欢商业摄影，尤其是时尚摄影、广告摄影等。不能让大家都去做纪实摄影，也不能让大家都去做商业摄影。

记者：纪实摄影跟商业摄影有什么区别？

卢广：有些商业摄影，很唯美，能给人带来审美享受，别人看后心情舒畅，可以多吃两碗饭；而我的社会纪实图片反映的是社会中不为人知的一面，令人震撼，别人看后心情沉重，饭都吃不下，但引人反省和深思。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二者都是对社会有贡献的。只是方式和角度不一样而已。

吸毒就是走向死亡

记者：金三角的吸毒者怎么会允许你拍他们？

卢广：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接近他们，取得他们的理解和宽容。我拍摄他们主要不是为了我自己，更多的是为了帮助他们。那些刚开始吸毒并且还有钱吸毒的人，他是不会让你拍的。大多数都是被毒品侵害很深、苦于不能解脱的人，这类人愿意把他们的事情公布出来，让社会注意到这个角落，很希望借助社会和政府的力量来帮助他们。

记者：他们连一点自救的能力都没有了吗？

卢广：没有了。我给你说几个例子吧。在当地一间不大的出租房里，住着两家人。睡床上的那家每天房租10块，睡地上的那家每天房租5块。他们都是靠女人卖淫来养活全家的。我曾经拍到一张照片，现在想来还怵目惊心——那个女人做完一笔性交易之后，马上用卖淫的钱去买毒品，女人和他的丈夫都在床边吸毒，他们的孩子就在面前，趴在床上看电视。

我曾经资助过一个小孩去戒毒。那个孩子叫阿弟，脾气很暴躁，今年17岁。他有个女朋友，20岁。他吸毒的钱是女朋友卖淫赚来的。有次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拿着刀去砍别人，我去劝阻，他差点砍向我，不过他举着的刀最终还是没有落下来。后来他哭着对我说：“我在戒毒所过得很苦，你为什么要送我去！”

他从戒毒所出来不久又开始吸了。我曾想过送他回家，不过还是没有那样做。好多吸毒者，政府不管他，家里人也不要他了，无家可归，很可怜。

记者：难道戒毒没用？

卢广：从我调查的结果来看，大部分的吸毒者戒毒之后，很快又复吸。现实比想象要残酷得多，很多人根本就戒不了毒，不要相信人有太强的意志力。不管你是因为好奇还是什么，吸毒都是走向不归路。所以，我的关于吸毒者的照片都是在揭示一个主题，那就是死亡。我要用残酷的现实来警示大家。

记录艾滋病是我的责任

记者：为什么说2001年是你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卢广：我真正产生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是在2001年。以前我摄影是为了自己的兴趣，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获奖。但经过2001年，我变了。那年河南艾滋病爆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艾滋病患者。我去河南艾滋病村的一些家庭，看到病人躺倒在床上，无力地呻吟着“救救我吧，救救我吧”；年迈的老母亲看着儿子躺在床上慢慢死去；有的家庭母亲有艾滋病，父亲有艾滋病，孩子通过母婴传播也感染了艾滋病；有个家庭总共八个人，有七个人感染了艾滋病。当时，我就被艾滋病给病人和他们的家庭所带来的苦痛震惊了，感到极度难过。那天晚上我没有睡着，我想我一定要把这些照片拍好，公布出去，让大家知道艾滋病引发的灾难。

记者：这些照片公布之后，反响怎么样？

卢广：本来这个地区是很贫困的，很多人感染了艾滋病之后就更加贫困。之前外界对他们知之甚少，没人管他们，他们是靠自己卖粮食治病的。照片发表之后，社会各界震动很大，经过大家的努力宣传，国内外很多人伸出了援助之手。河南省政府也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帮助艾滋病人，很多人能够得到政府的免费治疗。但是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艾滋孤儿。虽然他们的学费是全免的，但是吃穿住等生活问题，政府还是管不了。

记者：艾滋孤儿是这个群体中最苦难的？

卢广：对。因病去世的大多是中年人，他们去世之后就会留下很多无人照顾的小孩和沉重的家庭债务。有个孩子，他父母死了，叔叔也死了，靠爷爷出去要饭养活他和姐姐。以前我每年资助他上学。后来有人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孩子不上学了。我赶去一看，原来是他爷爷的腿坏了，不能出去要饭了，他不好意思再上学。见到我之后，他眼泪哗啦啦地就流出来了。他的手臂上刻着“仇”、“忍”、“伤”几个字，我看到时很震惊。我拍下了这些字，照片发表之后，引起了社会学家的广泛关注。

说到这儿了，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为了照顾那些无助的艾滋孤儿，有些人自发办起了孤儿学校。在当地有一个姓郭的男人，收养了13个孤儿，办了个艾滋孤儿学校，这是所有同类学校中最好的。他自己也是个艾滋病人，今年1月去世了。郭的葬礼是这个村最大的葬礼，全村人排着长长的队伍去给他送行。所有被他收养的孩子都跪在孝堂为他默默守灵。面对我的镜头，他们唱着自编的歌：“谁来告诉我，谁来回答我，爸爸啊你在哪里？爸爸妈妈你回来吧！回来吧！”让人听着十分伤感。

我是历史记录者

记者：做了这么多年的纪实摄影，感觉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卢广：就是别人想方设法阻止我，不让我拍。比如艾滋病、环境污染、民工问题等都是封锁很严格的，不让你轻易接近。他们知道拿相机的过去就没有好事。有一次我想拍工人艰苦的工作环境，工厂老板注意到我后，马上要赶我走，还要取走我的相机卡，还好我提前换了一张没有照片的卡进去。有一个村工厂很多，环境污染非常严重，我刚端起相机想拍，就有人突然窜出来抢我的相机，说：“你砸我的饭碗，我砸你的相机！”

有时候生活方面也是很困难的。拍青藏高原铁路的时候，我有高原反应，有时候一周要头疼一次。去年5月，那里下很大的雪，我住在一个2平米左右的房间。晚上不知道吃什么吃坏了肚子，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晨都没有睡好。打针后我还得继续拍。我有时候住民工帐篷里，那棉被越睡越冷。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都是两个人睡一张床，靠相互取暖才能睡着。

记者：既然这么难，为什么还要一直坚持下去？

卢广：我是一个历史记录者，国内的重大事件都是我的镜头所瞄准的。“非典”、青藏铁路、艾滋病、西气东输、环境污染、特大矿难等等，我都应该尽快赶到现场。

记者：那你怎么区分自己与新闻记者？

卢广：自由摄影师尤其是像我这样搞社会纪实的摄影师，和记者一样都应该有社会责任感。记者在寻找新闻、报道新闻，我是在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比如说矿难，他们可能会拍医生抢救伤员的镜头，拍领导调查的镜头，但我更愿意把镜头对准死者的家属，我会拍他们的愤怒、悲伤，拍失去儿子的母亲、失去丈夫的妻子，拍他们因痛苦而扭曲的表情。另外，我可以花很长的时间，一年或几年，甚至十年的时间去把一个重大问题做深做透，而新闻记者是不太可能这样做的。

记者：那么多重大事件，怎么去筛选？

卢广：我关注那些持久的、永恒的问题，比如弱势群体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弱势群体愿意把他们的疾苦告诉我，我愿意也有责任把真相告诉更多的人。

原载：《读者欣赏》2006.02（记者：尹伟欣）
来源：文明公民网